健康中国看山西：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召开“5•12”国际护士节暨优秀护理集体与优秀护理工作者表彰大会

山西高平，这片上古神话与历史烽烟交织的(de)热土，有着(yǒuzhe)“中国古建博物馆”之誉(zhīyù)。22处国保单位星罗棋布，每一处都是文明密码的载体。跟随我们的镜头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 高平22处国保单位(dānwèi)地图。 　　在高平市陈区镇中庄村，一座隐匿村落中的元代(yuándài)民居已历经七百多年风雨，木构的梁架、斑驳的砂岩石柱，都在无声诉说着中华营造技艺的精巧。这座被称为“姬氏民居”的建筑，修建(xiūjiàn)于元至元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(1294)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且唯一具有确切纪年的民居建筑。姬氏民居不仅为中国(zhōngguó)传统民居建筑的断代与研究提供了(le)典型标本，更是打开元代祖先(zǔxiān)生活之门的钥匙。 姬氏民居全国重点(zhòngdiǎn)文物保护单位碑。 　　在(zài)中华建筑文明的恢弘图卷中，官式建筑始终占据(zhànjù)着(zhe)特殊地位。这类由官方机构主导营造的建筑形式，严格遵循历代颁布的营造规章，涵盖宫殿、坛庙、陵寝、官署及敕建寺观等类型。它们凝结着古代匠作体系的技术(jìshù)巅峰，屋顶的形制(xíngzhì)、开间的数量、彩画的纹样……我们看到的不仅(bùjǐn)是个体建筑的美学成就，更是古代礼制精神和权力的展演。 定林寺山门（局部(júbù)）。 　　与官式(guānshì)建筑不同，民居建筑构筑着最(zuì)贴近民生的生存(shēngcún)图景(tújǐng)。区别于官式建筑的宏伟与精致，传统民居背后，隐藏着中国人在建筑上的造诣与祖先留下的痕迹。那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传统民居，不仅是砖瓦木石的堆砌，更是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载体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一块门枕石上题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大元国(dàyuánguó)至元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岁次甲午……姬宅置石匠天党……”。这段文字如同建筑的“身份证”，将模糊的历史瞬间定格，也(yě)让这座险些(xiǎnxiē)湮没于乡野的老宅，成为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实物史料。 　　姬氏民居坐北朝南，建在一个高42厘米的砂岩(shāyán)石台基上，建筑面阔三间，进深六椽。柱子为石质砂岩，柱头是四铺作斗栱(gǒng)，无(wú)补间铺作。屋门开于明间，即正中心，但后退了一廊，与(yǔ)内柱成一线。两次间则与檐柱齐，各开有大窗户一扇。悬山式屋顶，举折平缓(pínghuǎn)。屋脊不是五脊六兽，仅(jǐn)使用一条陶质捏花正脊。整个建筑给人以历经沧桑、稳重古朴、简洁严整的感觉。 砂岩石台基（建筑底部(dǐbù)）。 　　整座民居“凹”字形的布局暗合“前堂后寝”的礼制规范，却在东西(dōngxī)厢房的尺度中透出平民生活(shēnghuó)的烟火(yānhuǒ)气。这种礼制规范与民间实用主义的交融，同样(tóngyàng)存在于砂岩石柱的素朴肌理中。既遵循(zūnxún)营造法式的尺度规范，又具有就地取材的粗砺质感，这可能就是七百年前普通匠人的建造美学。 　　元代以前，我国(wǒguó)古建筑中的柱子(zhùzi)明显的向平面中心微斜，《营造法式》称之为“柱侧脚”，并明文规定各面斜度，用以调整视角差并使(shǐ)房屋(fángwū)更为稳定。《营造法式》规定:“凡主柱，并令柱首微收向内，柱脚微出向外，谓之侧脚”。明以后，此种作法渐消，清后期则很少采用侧脚的作法，以至于《清式(qīngshì)营造则例》通篇不提侧脚一词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柱子(zhùzi)平面呈正方形抹四角，每个斜面都做成外凸弧形，并饰以弧形棱边。柱高270厘米，下边长为30厘米，上边长为27厘米，收分明显，并可看到明显侧脚。这种(zhèzhǒng)柱子的建造(jiànzào)方式明显呈现出元代(yuándài)以前的建筑风格。 　　柱础同样是确定民居诞生年代的重要实据。祁英涛(qíyīngtāo)在(zài)《怎样鉴定古建筑》中明确指出:“元多为素覆盆式。”宋金(sòngjīn)建筑多用覆盆式宝装莲瓣础，明清则种类繁多，或鼓形，或兽形，或正方形，无论何种(hézhǒng)皆精雕细刻(jīngdiāoxìkè)，唯元代建筑多用素覆盆式。姬氏民居所用柱础正为素覆盆式，符合元代建筑之风格。 　　细数古建筑之精美构件，斗拱占据(zhànjù)一席之地，从战国时期的雏形到明清的功能转型，这一木构体系(tǐxì)始终承载着超越建筑本身(běnshēn)的象征意义。 　　斗拱上承屋(wū)顶，下接立柱，承上启下，作用不凡。在(zài)古时，斗拱的(de)层次越多越大，表明建筑等级越高，主人的身份地位(dìwèi)越显赫。直到明朝初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斗拱在民间不准使用，《明史》“卷六十八”“志第四十四”“舆服四”“臣庶室屋制度”中记载：“庶民庐舍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，不过三间(sānjiān)，五架，不许用斗栱，饰彩色(cǎisè)。”民居+斗拱的特殊组合，代表了姬氏民居在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。 　　除斗拱外，门簪也是不得不提的构件(gòujiàn)。门簪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大门构件，主要作用是将安装(ānzhuāng)门扇上轴所用连楹固定在上槛(shàngkǎn)的构件，同时也具有装饰效果。 　　门簪的样式多样，装饰以图案或(huò)文字。这些(zhèxiē)图案和样式不仅美观，还(hái)体现了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古代“门当户对”中的户对，指(zhǐ)的就是大门上的门簪。一般宅门上只有两个，官宦人家为了光耀门庭区分贵贱，将门簪数量从两个增加到四个，数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。 　　为何传统民居在古建筑中留存稀少？官式(guānshì)建筑因其承载的象征意义(xiàngzhēngyìyì)，在历代(lìdài)均享有制度化的维护保障。传统民居多采用就地取材的土(tǔ)木结构，其耐久性天然弱于官式建筑的原材料。加之民居在使用过程中常常(chángcháng)受到居住者根据生活需求的拆建改造，或因居住地(jūzhùdì)的变动民居本身遭到自然破坏或拆毁(chāihuǐ)。因此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古建筑实物中，民居数量远低于官式建筑数量。现存的民居建筑中，大多是清代，明代已不多见，因此始建于元代的姬氏民居才显得尤为珍贵。 　　这座跨越七个世纪的(de)建筑(jiànzhù)，如同一部立体的典籍，让我们通过榫卯的咬合读懂祖先的生活智慧，在梁架的斑驳中触摸文明印记。（摄影(shèyǐng)：人民网 卢鹏宇）